全球制造业调整、转移下的深圳“阵痛”：低端企业订单锐减，工人收入锐降，搬迁去内地成本太高，且远离市场和配套链条

曹兵，湖北人，44岁，深圳流水线上的一名操作工，天生一副笑脸，但是月薪从4000元(人民币，下同)到2800元的心理落差，让他眉头紧蹙，平添几分愁苦之色。

在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各个因素的压力下，企业的利润日渐微薄。《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深圳的一些工业园区走访下来，发现不少企业的工人实际薪水比去年有所下滑。

为了留住工人，部分企业已经调高底薪。但对于人力成本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利润微薄的代加工企业，很多则继续选择撤离到周边和二三线城市，外迁的趋势正在加速。

工人的账本

曹兵在深圳宝安区福永镇一家做电池的工厂看守生产线和装卸钢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之前在老家一家纺织厂做了20多年。

去年，听说在这家工厂干活，底薪虽然只有1500元，但加班加点是常态，每月综合下来能拿4000多元的大有人在。这让每月在纺织厂拿2200元的他心动。

但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来到该厂之后，工厂效益急剧下滑，4000多元的盛况已经不再。

“去年很多长期固定的单子，今年都取消了，以前不接的烂单子也开始接了。”曹兵告诉本报记者。他口中的烂单子是指那种下得急要得也急的订单，通常会让生产部门措手不及，难以安排。

为避免人员流失，曹兵所在的工厂不敢经常停工，而是延长订单生产周期，十几台机器只开一半，让稀少的订单维持工厂运转。除此之外，工人的底薪也上调了100元。

但这显然与曹兵的期盼相去甚远。曹兵给记者算起在深圳和老家支出的差距：在深圳，每天早餐2元河粉，中晚餐各6~10元的两素一荤快餐，一月下来吃饭要花400~700元，工厂虽提供免费住宿，但曹兵和妻子在外租了一间农民房，夫妻二人分别负担房租200元，加上电话费等其他开销，一月下来1500元左右。

曹兵已经连续半年都无加班机会，每日工作8小时，每月拿到的工资在2800元左右，扣除开销之后一月能结余1300元。而在老家的纺织厂上班，住的是自家的房子，饭也在家做，一月下来结余的钱也有1300元。

曹兵空余时间就在该工业园内打探哪家工厂的待遇高，但一番打听下来，发现今年效益都不好。

企业的账本

日子难熬的不止这一家。距离福永镇不远的松岗镇，一家做PCB代加工工厂的制造部经理感叹，5~7月本来就是行业淡季，现在又两头受气，一头是原材料采购价还在往上涨，一头是代加工的港台企业压价，工厂虽然只有六七十号人，但也快撑不下去了。

福永镇一家生产手机周边产品的老板周明(化名)告诉记者，有些劳动密集型高的企业人力成本已经占到60%了，加上原材料成本，工厂的利润所剩无几，每给工人增加一分薪水，都在刺痛老板的神经。

周明的工厂人力成本占总支出虽仅有15%，但已比去年高了不少。

他们今年的订单量还算稳定，200名工人每月加班时间仍有100个小时，今年底薪上调了100元，加班费每小时上涨了2元，每人每月一共能多拿300元。但对于周明而言，每月人工支出多了6万元。这削减了周明不高的利润点数。工厂占地3000平方米，每平方米月租金19元，加上水电费每月开销11万，占总成本的7%。而原材料成本占比则高达70%以上，利润空间只剩不到8%。

2008年，周明的工厂刚开办时，每名工人的月薪在1800元左右，现在则达到3000元，5年间上涨的幅度近70%。若以200人来计算的话，现在一年要多支付近300万元。

周明的一个朋友6月份已经搬到东莞了。除了内地企业，大量港台企业也在迅速搬离。根据广东省要求，2012年底对“三来一补”企业完成转型，企业不再享受税收政策优惠。由于政策优惠的丧失，今年部分港台企业面临倒闭或搬迁，工人薪水或被拖欠，或被大幅压缩，劳资纠纷不断。

周明认为，管理成本高于内地企业，也是港台企业撑不下去的一个原因。“管理层多来自于港台，工资是内地员工的1.5~2倍。管理人员数量也远多于内地企业。”

深圳市电子行业协会的一位权威人士解释道，港台企业公司制度比较健全，管理人员配备多，分别负责不同的项目，不像内地企业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财务采购一肩挑，很多甚至是夫妻档，分工不明确。

外迁之痛

从2010年开始，全球最大手机代工企业富士康大举从深圳内迁，转至湖南衡阳等地。

上述权威人士表示：“相比于大型企业或工厂，中小工厂的搬迁并非是战略规划方面的考虑，而是人力成本的上升。”

他补充道，作为电子行业的集中地，深圳有3万~5万家电子元器件和电子设备制造商，其中七成为中小型企业。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但至少有20%的中小型工厂已经搬到外地。

在松岗镇，厂房转租的红色广告标语到处可见，旧的标语颜色尚未褪去，新的标语又已贴上。

周明是福建人，为缩减人工成本，他曾经动过举厂搬回老家的念头，但是由于供应商在深圳周边，出口也方便，最终还是放弃了。

生产基地在龙华新区的一家大型企业副总许信忠说，虽然企业搬回二三线城市会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政策优势，招聘难度和人力成本低，但是产业链的上下游缺失，配套设施跟不上。

但是，对于100人以下的工厂，即便他们有意忽略缺失的配套设施，二三线城市也不是他们的归宿。许信忠说，工厂人数太少，难受当地重视，享受不到政策优惠。他们要么直接关门倒闭，要么转行。

缺少实力去支撑增多的上下游成本也是小工厂难以搬迁的原因之一。上述深圳市电子行业协会人士补充道，100人的工厂甚至达不到小型企业的标准，只比微型企业高一点，一般至少有四五百人的工厂才会考虑外迁。

一位在去年便已搬回湖南老家的电子工厂小老板称，他是早早在当地低价买了一块地皮，无高昂的租金之忧加上销售渠道稳定，才决定搬回去的。

即便能搬回去，搬迁过程的痛苦也削弱了对未来的期盼。他像蚂蚁搬家一样，几十台沉重的设备和几吨的原材料，拉了几十车，才把工厂全部挪到了湘潭。再加上安装设备和组装调试，费时整整一个月，花费了近20万元的显性成本和不可见的隐性成本，才安顿下来。

各显神通

随着工厂的搬迁， 外界一直在担忧深圳可能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进而影响关联的产业。

出租车师傅崔启宁住在福永镇，常在附近转悠拉客。虽在酷暑之中，他已经感受到了工厂搬离带给他的寒意。“之前，常有客户来拜访工厂，打车的人多，尤其是晚上吃饭时。但今年，打车的人数已经比去年少了三四成。”

许信忠对是否出现空心化持乐观态度。“不必太过担心，毕竟大环境和综合优势在这，会吸引更多优质的企业，未来留在深圳的企业必须要有核心的竞争力和高附加值。”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曲建表示，全球正在进行第四轮的产业调整，不仅仅是深圳，中国整个沿海的制造业都在搬迁。要素价格的全面提升，会换来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进而换来高附加值的产业。

在身边工厂不断搬离的情况下，周明已经意识到了将来的危机，一有空闲就参加各种收费高昂的培训班，学习企业内部管理以壮大企业。

对于价格压得太低的订单，周明外发给湖北等偏远地区的工厂代加工，“那边销售渠道不畅通，而且工人薪水只要1500元，租金又低，工厂还是非常愿意接这样的订单的。”周明说。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一些工厂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记者在福永镇走访时，有多名工人表示，该镇的工业园及深圳其他区域的一些小工厂周末通过招聘临时工的方式来减低成本。

曹兵抱怨说，他所在的电镀车间环境太差，没有安装空调或风扇。在深圳已经连续多日30多摄氏度高温下，一走进车间，汗水就细细密密地爬上了身。

生活压力下，天气之外，曹兵更不能忍受的是没有加班的日子。即便周末去做临时工，曹兵还是觉得工资太低了，他准备再干两个月，情况若是不好转就返回老家。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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